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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缘人情而作”《礼记》中说的“礼”，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然而从“礼”的物质内容看，从“纯礼物”到付酬交易，“礼”与“贿”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

　　送礼，交换的不是礼物，而是人。交换产生了社会结构，礼物只是社会互惠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科研系统内部，迫于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人似乎和系统之外的人没有多大区别。送礼是由于项目、职称、经费等系统资源的稀缺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并且一些人倾向于选择使用不正当手段。

　　这种现象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官场潜规则的克隆，人们在规则的权威下不自愿地采取行动，是一种对组织规范的“正常遵从”。

　　“来中国6年了，我们到底作出了什么成绩？”借着微醺的酒意，颜妍向他的同行吐槽。脸上挂着遗憾和不甘的自嘲。

　　2012年临近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国外某大学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颜妍在她的办公室举办了一个聚会。在京的六七家外国大学的代表、十来个人，相约到她这里放松一下。

　　聊着在中国这几年的感受，问到每个人，大家都摇头，感到不同程度的无可奈何。有人提出来，今晚不谈公事。

　　“极度困难之中，前行在路上。”颜妍与大家说笑着。不惑之年的她，生长在中国，人生中有一半时间却在国外度过。

　　该大学设在中国的代表处，工作目标和重点各不相同，或做招生，或做科研。颜妍的代表处只做科研，即寻求与中国机构进行科研合作。

　　另一所老牌大学驻中国代表处也只做科研，他们做的规模不大，但比颜妍的学校要“活跃一些”。该校驻中国的代表出现在聚会上，这个来中国没几年的人，头发白了一大片。

　　他们在自己国家，科研项目申报都有严格的第三方机构审查，审核结果、拨款多少等能够保证绝对透明。在颜妍看来，中国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透明的，因为不透明，才导致潜规则盛行。

　　“这也是我的工作难点之一。”颜妍说，虽然不支持中国的这些做法，但她还得向学校报告目前中国的状况他们的印度办公室也是这么做的以便让学校了解和试着理解。

　　“我们跟中国做科研项目，是不可能去公关的。我们不会天天给某个领导打电话，甚至送钱，让对方坚决支持我们。那绝对不可能！”

　　颜妍会在任何场合表达自己对中国科教界的想法，包括有一次面对中国的教育部部长。她会明确“暗示”中方机构：你们所做的不道德的事，我们知道，但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方会想：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别合作了。

　　这或许是他们来中国6年多，一个大的科研合作项目都没有做成的原因。当然，当晚参加聚会的那些老牌大学，在大项目合作上几乎都交了白卷。

　　这些人认为，没有做成，不是不去做，而是不能做，“除非我们也去参加一些阴暗的把戏”。

　　参加聚会的人还抱怨说，中国最大问题是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没有底线，可以去拍马屁、送礼甚至贿赂。“但我们有我们的底线、人格、尊严、道德。我们绝对不可以为了这个，给人送钱、帮谁的儿子找份好工作。”

　　虽然开展工作很难，但在颜妍看来，中国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能更好一些。”颜妍说。

　　广东某高校教授苏雁翔参加过不少项目评审，经常会碰到被公关的情况，简单的是请吃饭，对方会告诉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请他投票；然后就是送礼、送钱。

　　“科技圈里的公关行为和社会上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东西拿不上台面，都是桌下交易。”苏雁翔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现在，再碰到这种事情他干脆就不去了。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苏雁翔一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几年内，他拿到过加拿大资助亚太地区国家的青年科学家项目，还申请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全靠开题报告写得扎实，也没有通过任何人去打招呼。”

　　1994年，南方高校挖人才，学计算机出身的苏雁翔离开中科院，来到广州一所高校任教。由于经常做评审，苏雁翔有机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公关行为。

　　苏雁翔介绍，在应用推广领域，一种典型的腐败情况就是虚报项目经费，一个项目只需要几十万元，但通过关系或者公关活动，最终可以拿到上百万元。

　　多出来的钱怎么花？申请人可以去买房买车，或者帮助甲方“消化”一些他们不能“消化”的东西。通常，掌握课题资源的部门会暗示申请单位为其公务支出或一些灰色支出买单。再或者，直接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在这种交易模式中，给甲方回扣已被认为是一件不太高明的做法，因为容易留下把柄。

　　前两年，社科系统曾有一个经费为80万元的医疗技术伦理的项目被广东某高校获得。该校虽然不具备这方面的科研能力，但因为在课题组名单中整合了一些院士、科学家，尽管这些人也并不从事伦理研究，但评审组仍然把项目给了他们。

　　参与该项目评审的某社科系统研究员曾铭当时更看好另一家参评单位北京某全国知名高校。他认为该项目之所以被广东高校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校副校长曾在教育部某司挂职任副司长，“有这个便利拿到项目”。

　　但这仅仅是包括曾铭在内的外界的一种猜测或联想。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这一点。“但你可以从中看到体制腐败的影子。”他同时强调。

　　有人给评审专家送笔记本电脑，并告诉评审人电脑里是申报资料。当然，评审结束后，申请人是不打算拿回电脑的。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贿赂。

　　山西某高校负责人为了评职称，专门派他的助理定期到各个资源部门“走动”。运作的手法不一而足，礼物也不必贵重到违法，是为软腐败。

　　科技界为科研立项而公关，找人请托的现象非常普遍。大多数人之所以对此保持缄默，很大程度上是在遵循礼物交换的基本准则它是朦胧暧昧的，一旦明确化，就会滑向贿赂，恐有牢狱之灾和遭到报复的风险。

　　“被公关时，我一般都会婉拒，怕对方报复。”江苏某知名高校教授费澜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科教圈的人有时候比外界更敏感。

　　在他印象中，现在更为普遍的是以讲学名义进行的公关活动。也就是学校在知道评委是谁后，三番五次请其以讲学名义到本单位讲课，好吃好喝好玩好礼，“不仅隐蔽，而且有效”。

　　“包工头学术中处于发包方的政府具有垄断权，与那些具有学术话语权的大佬们一起成为分配科研项目的关键。”费澜说，这一学界模式的可怕之处在于：项目发包方会借此寻租；而不学无术之徒则可能由此发迹。

　　在单位的一间简陋的会客室里，中科院院士林代再三拒绝了一名官员的贿赂。该官员现已落马。“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对方来了三次，最后才知道他是想评院士。”

　　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林代笑着说：“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没有腐蚀的。”

　　该官员写了一本书，想请老院士作序。前两次仅提出写序的要求，最后一次才表明想评院士的意思。而林代是学部副主任，由他来写序，可以想象对该官员的评选多么有利。

　　“就坐在这里，人很客气，明说了是想选院士。然后咵地一下子拿出一打卡（消费卡、储蓄卡之类的），每张卡绝不止一万元钱。”林代回忆说。

　　当时林代的夫人也在场，对方于是把一摞卡片递给他的夫人。他夫人弄不清状况，于是抽空问他。林代说，那个人是做了不少工作，但他这本书水平还是欠点火候。

　　林代还向记者提到一些让他不能接受的现象。前不久，所里一名研究员被所长拉去和一位领导喝酒、谈项目。所长曾患过脑血栓一类的疾病，不能喝酒，于是拉了一个能喝的。最后这个项目被成功拿了下来。“开着会呢，就有人点名让某某去喝酒。这个路子肯定不对！”林代说。

　　此外，申请课题评审时，课题还没公开，就有人找上门来，因为知道他是评委。“会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他的电话就是这么没有的。他有两部手机都放在夫人那里，平时有类似的电话都是她的夫人帮他接，能挡就挡。林代说：“我不想沾染上这种风气。”

　　在她夫人的眼里，林代就是一个学者。“不是他廉洁，而是他对喝酒应酬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感兴趣。”

　　“老一辈科学家艰苦。现在的科技干部也艰苦，整天往返于各种应酬、拼命喝酒，可不艰苦得很吗？”他的夫人开玩笑说。

　　时代不同，很多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林代觉得，或许恰恰是过去一些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客观上让他们那一代人比较廉洁。

　　“如同给医生送红包一样，病人即使已经交了昂贵的医药费，还得再给主刀附赠一个红包，求一个安心。”科技部下属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晟认为，发生在科技圈的送礼等公关行为与此类似，它与信息不对称和责权不对等有关。

　　除了抱怨科学家失去了对科研道德的尊重，苏雁翔则强调了一种“礼物”交换的普遍心理：在有效降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对于一个科研项目，假如有两个人都可以给我利益，我应该如何选择？”他解释说，甲方当然愿意把项目交给名头大的人来做，这其实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也是一种鸵鸟心态。

　　曾铭则认为，当下“礼文化”的流弊其实可以归结为制度。“制度和人的关系就像筐子与苹果的关系一样。”他说，“筐子好，虽然也会有烂苹果，但烂得会少一些；筐子不好，苹果很快都会烂掉。”

　　这些来自科技圈内人士的思考，仍然无法解释何为“礼物的精神”？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他的论文《礼物》中提出“礼物的精神”，即迫使接受礼物的人回礼的力量。

　　这种力量无疑来自于文化。在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看来，在中国，酱缸文化导致了扭曲了的价值观。“公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文化上，公关与被公关都是一种耻辱。”

　　两年前，饶毅评选中科院院士落选，有人曾将之分析为“次优剔除最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的很多层面，都是次优把最优干掉”，饶毅认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酱缸文化，没有是非观。

　　“所谓公关，不应该归罪为制度，而是文化的问题。”所以，饶毅一直在向酱缸文化宣战， “也有人对我公关。对我公关，你说这不是找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