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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职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现代公共关系学说与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内地，从此深入地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作出具体部署。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公共关系助力提升国际传播效力，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本期讲坛邀请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郭卫民讲述公共关系在提升国际传播效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及举措，并分享他多年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的心得体会。这是他近期在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活动上的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郭卫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大会新闻发言人。曾担任十九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公共关系诞生以来，人们对其内涵、定义有不同的表达，学者们尝试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为公共关系下定义。一般意义上说，公共关系是各类组织和机构，通过组织各种传播活动，塑造形象，改善协调内外关系，以取得广泛理解、支持和合作的一种学说和实践。公共关系的核心要素就是交流和沟通，赢得相互信任。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公共关系早已有之。远至古代文明时期，人们为了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便有了不自觉的公共关系思维与活动。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公共关系学说与实践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公共关系”逐步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公共关系在中国蓬勃兴起，迎来了“第一次公关潮”。

　　1984年被视为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元年，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其中包括几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央层面出台相关文件，为公共关系发展提供政策指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经济日报》发表题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的社论，光明日报等媒体刊发了相关文章，这些对引进和发展公共关系提供了政策性原则性的指导。二是主流科研机构开展研究，推动公共关系学科化发展。1984年10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正式成立当时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研究课题组，对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和公共关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专题研究。同年，厦门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开设了公共关系相关课程，并引进西方公关教材，进一步推动了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学科化发展。三是外国公关公司伴随外企进入中国内地，本土公关机构成立。美国伟达公关公司1984年率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对接服务其国际客户在中国的公关需求。一些国企及合资企业，如广州的白云山制药厂、中国大酒店，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等企业设立了公共关系部。

　　1985年，国际知名公关公司博雅公司与中国新闻发展公司共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公共关系公司——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此后，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公司企业纷纷成立公共关系机构。1987年，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公共关系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80年代后半段，全国成立了不少公关机构，这对于推进公共关系事业的普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段时期，整个社会对公共关系逐渐形成了解和接受的氛围，公共关系概念的社会认知度和公共关系在企业的应用度得到提升。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公共关系在中国稳步发展，迎来了“第二次公关潮”。中国公共关系借助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的东风，创造公共关系在市场经济下的新发展空间。

　　“第二次公关潮”开始积极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这时中国公关界掀起一股“策划热”，为开拓公关市场提供了新思路，也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公关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在中国加快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吸引下，外资公关公司开始抢滩中国市场。90年代中后期，以蓝色光标、迪思传媒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公关公司兴起，为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带来新鲜血液。

　　20世纪末最后几年，公共关系专业化呼声渐高。1997年，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和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召集学者组成了“全国公共关系职业审定委员会”，委员会起草了《国家公共关系人员技能标准》和《国家公共关系人员职业鉴定规范》。1999年1月，经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成立。1999年5月，公关从业者被正式定名为“公关员”，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第三条，标志着“公关职业”得到国家正式承认。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国申博成功，一系列重大事件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为公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国际公关公司加快进入中国市场，加快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本土公司学习国际公关公司的先进经验和规范服务，探索公共关系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自身在发展中更具竞争力。国际公关公司的本土化和中国本土公关公司的国际化发展交相辉映。

　　第三阶段是2002年至2012年，政府公共关系对行业发展形成强大引领力的十年。在这一时期，我国三个层次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国家广泛开展新闻发言人培训，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从政府推向体制内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及单位，新闻发布制度逐渐成熟完善。在广泛开展培训过程中，中外专家在教学中广泛引入了大量的关于公共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案例。

　　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北京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活动中借助公关公司，打造国家和城市形象，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新闻发布制度的强势推进，客观上也极大地促进了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与公共关系事业发展相互伴随、相互促进。

　　第四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关系事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发展环境和条件进一步优化。投身公共关系事业的主体不断丰富。政府、企业、机构的公共关系意识逐渐增强，各类组织、公共关系机构和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公共关系主体多元化、专业化发展趋势明显。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它们加强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联系，积极开展公共关系实践，举办公益活动，践行社会责任，展示中国形象。

　　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取得突破性成就。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R、VR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应用快速发展，公共关系的平台和渠道日益拓展。传播模式的变化也为公共关系带来新的变化和机遇。

　　随着公共关系逐渐进入到政府决策层面，国家公关在提升国际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在一些国家大型活动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国家公关，通过引入公关公司制定活动方案，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在北京冬奥会中，公关专业团队创新理论、方式，分析国际传播环境并指导相关实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共鸣，展现了良好的中国形象。